国内商业银行信贷投向的行业政策管理

商业银行信贷投向的行业政策，是指商业银行的信贷资源在相关行业的投放规模以及不同行业之间的比例关系问题。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对信贷投向的行业结构研究开始重视；国内专门研究行业问题的机构也比较多，并提供了非常多的行业信息和深度研究。这为国内商业银行的行业政策管理提供良好的基础。特别是随着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体制的改革，银行风险的量化评估与制度化管理正日益成为监管的重点，而行业风险正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迫使商业银行要进一步建立和健全包括行业风险在内的风险管理工作。但是，我们也非常遗憾地看到，目前国内商业银行信贷投向的行业政策管理仍处于初级阶段，其突出特点是“只有行业不见政策”，远未能满足开展行业政策管理的需要。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一是信贷投向的行业政策应处于怎样的地位；二是如何选择信贷资源将要投放的行业；三是如何总体统筹信贷资源在不同行业之间的投放组合。由于存在这些基础性的问题，当前国内商业银行信贷投向行业政策管理的效果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下面，就针对这些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一、行业、行业政策及其实际效果所谓行业（或者称产业，在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时更多地使用“产业”的称谓），其实就是某些社会产业或服务的归类，这种归类的不同层面就形成了不同层次的行业或产业划分。根据2002年最新修订版本，我国对行业的划分共98个大类、400多个中类、900多个小类。行业或产业边界是政府为了加强对经济发展的规划、调控而划定的，因此行业划分本质上是服务于国家宏观调控的，行业政策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手段，国家制定的行业规划都具有很强的政策性。研究商业银行信贷投向的行业政策管理问题，首先就要对产业、产业政策及其效果进行总体分析。1.西方发达国家实施产业政策的基本情况目前，世界各国的产业政策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以日本为代表的产业政策，即由政府选择优先发展的产业并通过税收优惠和提供融资便利等手段来促进这些产业的发展。在这种产业政策鼓励下，日本经济从20世纪50～80年代保持了长时期的高速增长，其制造的汽车、家用电器等工业品凭借其优良的品质和有竞争力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取得了很大优势，在欧美发达国家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且不能自拔，产业政策实施过程中形成的银行与大企业的特殊关系使得不少银行破产或接近破产，其后遗症至今没有得到完全解决。因此，日本的产业政策受到许多人的怀疑。另一类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产业政策，其基础就是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鼓励研发和创新，而不是强调由政府来选择优先发展的产业；或者说产业选择是通过市场竞争来实现的，政府奉行“自由放任”的政策，一般不加以人为干预。为保护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美国立法机构颁布了多部法律来保障产业政策的实施，这其中就包括“反托拉斯法”，它是美国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法律之一，政府还专门设立了“联邦贸易委员会”来监督该法的实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美国虽然失去了它在不少制造业的优势，但是在科研和技术创新方面却始终处于世界前列。20世纪90年代，当日本经济长期不振时，美国却保持了长达10多年的快速增长。专栏1：是什么导致了日本模式的衰落？美国有人认为，并不是日本的产业政策一开始就不对，日本的产业政策曾经创造了经济增长的辉煌。今天日本产业政策失灵的重要原因在于经济、技术和市场的复杂性增加得太快，以致于政府无法掌握可靠的信息来制定和实施其选择产业的核心内容和基础。其典型案例就是日本对高清晰度电视的投入。在政府的支持下，日本公司在此项目上曾花费数百亿美元，但在高清晰度电视即将市场化时，美国与欧洲宣传将采用数码技术来取代模拟技术，结果日本企业的巨额投入付诸东流，相关企业和产业也因此丧失了在该领域的领先地位。中国也有类似的例子：大约在10年前，政府为了防止录像机生产中的“无序竞争”，抓了一个生产能力很大的录像机工程，结果高质量的工程建成后，录像机却被VCD所取代。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上海也曾将一个生产传真机的工程作为某一年的“一号工程”，结果在这个工程上马后，由于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和电子邮件的广泛应用，传真机市场受到了很大影响。这些例子说明，在技术变化非常迅速的今天，政府选择产业或产品的决策常常有很大的风险，并可能出现重大的决策失误。事实上，在过去几十年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产业政策也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这种变化的方向总体上是淡化政府对产业和企业的直接干预，而强调通过制度变化来鼓励竞争、提高企业竞争力。因此，从发展趋势来看，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政策日益依赖于市场竞争和市场选择；而由政府强制推行的产业政策正在逐步退出。2.中国产业政策的实际执行效果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的产业政策与各种生产计划是合二为一的；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产业政策主要体现为国家制定的各类产业发展规划，并且对商业银行的信贷投入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然而事实证明，这些产业发展规划本身存在严重的缺陷，相关政策并没有得到 很好地执行，政策效果非常有限，有的甚至走向了反面。从现实来看，不少研究发现，我国产业政策的内容之一是产业布局的实施效果很差，即产业布局规模中要重点发展的常常没有形成规模，而规模中没有布点的却意外地冒了出来。其中一个原因是地方政府出于地方利益的考虑，常常会设法打破中央制定的计划；另一个原因是政府的产业政策对国有部门的投资决策产生较大影响，但对非国有部门的投资决策影响相对较小。专栏2：中国产业规划中的两大败笔制定“五年计划”是中国经济决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各方面投入不可谓不大，然而这些“五年计划”中的败笔却比比皆是。“十五”计划中有关产业发展的规划就有两大败笔：一是电力发展规划。2003年夏天，华北、华东、华南等大城市纷纷拉闸限电，电力系统全线告急，全国缺电省份达19个。上海最高用电负荷达1343万千瓦，不得不采取避峰用电、错电、让电等措施；浙江缺电40%，欲出高价向兄弟省市购买，但大家都在闹电荒；江苏237家钢厂、化肥厂、电解类化工厂被勒令在6月20日至9月10日期间停工检修；7月28日京津唐地区用电负荷达1938万千瓦，创历史最高纪录，同比增长105万千瓦。然而，2000年制定的十五规划预测，十五期间电力需求平均增速普遍不高于6%，实际上2001和2002年分别达到9%和11.7%。按照原来规划，全国准备新开工电源项目是6000-8000万千瓦。现在不得不根据实际需求调整到11000万千瓦。十五后三年国务院要求每年新增装机2500万千瓦，但业内人士认为2005年仍将有1000万千瓦的缺口。二是汽车发展规划。汽车生产在入世后非但没有出现大幅度滑坡，而且大大超出规划提前完成任务。1998年有关部门组织预测十五汽车市场时，有人认为2004年将出现私人轿车爆发性需求，但被组织者否定。十五汽车发展规划还特意指出，“轿车进家庭不太可能出现爆炸性需求，而是依次渐进。”2001年十五规划草案中曾写上“大幅度提高城市家庭轿车保有率”，但最后被划掉。按十五汽车规划的计算，2005年轿车预测需求量110～120万辆，产量为110万辆，而且汽车产品基本满足国内需求。实际上，2002年汽车生产就达到109万辆，2003年上半年为90.3万辆，同比增长100%。私车保有量突破1000万辆，并以每年20～30%的速度增长。还未等到十五期末，私车井喷消费伴随着产能释放就一路高歌猛进，连带让销售服务体制、城市规划、橡胶、钢铁等相关行业的生产能力准备猝不及防。二、行业及行业政策对国内商业银行信贷投向结构的影响1.行业及行业政策的影响是有限和不确定的上述分析表明，国家产业政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不确定的，产业规划目标往往不会实现。因此，商业银行在确定信贷投向的行业结构时，不能过分强调国家产业政策的作用，还要看到产业政策可能导致的负面影响。与上述案例相反的是长三角经济发展中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在长三角两省一市中，浙江的产业政策似乎相对来说比较弱，但从浙江的经济增长、城乡居民家庭收入的增长、居民的就业与自由创业、海内外地区的产业分工来看，都处于地区领先地位。这一简单的事实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行业或产业发展有其自身规律，产业政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至少是非常有限的。从这个角度讲，目前国家有关部门正在花大力气制定的钢铁、汽车等行业政策，其结果也是可以预见到的。然而，产业政策不等于产业，商业银行的客户总是归属于某个具体的行业；行业有其自身发展规律，这种规律将反过来影响处在该行业的企业。因此，商业银行的信贷政策必须充分重视产业的作用。不过，重视产业的作用不等于说对产业的判断能够替代对企业的判断，产业判断只是企业判断的一个方面。事实上，任何一个有效的政策都必须建立在政策对象可控的基础上，商业银行信贷投向的行业政策也是一样，这个可控的对象就是企业，而产业、行业则是无法控制的。因此，行业因素对商业银行信贷投向的影响只能从行业对具体客户的影响来判断。2.行业与处在该行业的企业之间的关系商业银行信贷投向中考虑行业因素，主要希望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影响多大，即行业因素在银行决定信贷投向时的发言权或者说权重有多大；二是如何影响，即行业政策通过什么样的载体来影响银行的信贷投向。这是行业组合政策必须考虑的前提和基础。现实中，银行授信和实际投入都是通过一个个具体企业来进行的，因此上述两个问题可以归结为一点：如何看待信贷投向中������ѵ��的客户政策与行业政策。所谓客户政策就是投向什么样的客户，当然包括什么样行业的客户；所谓行业政策就是投向什么行业，投入多少。要结合好客户政策和行业政策，就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信贷投入失败或成功的企业中，纯粹行业因素（比如行业需求不景气、行业内过度竞争等）究竟占多大比重？然而，对此我们很难予以量化。建立在我们经验基础上的直觉是，在具体的微观企业层面，纯粹行业性因素应该不是很重要的问题，更不是决定性因素。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越是规模小的企业，行业性因素影响越小，因为企业的产出在行业中处于微不足道的地位，企业只能是价格的接受者，对该行业没有多大的影响，该行业对企业也没有多大的影响；越是多元化经营的企业，行业性因素影响也越小，因为某一行业的影响已经通过经营中的行业多元化组合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分散。3.客户政策与行业组合政策的关系有一句话或许有些偏激但不无道理：“只有夕阳企业、没有夕阳产业”。目前，许多银行都将餐饮业作为限制投入行业，难道肯德基不是很好的客户吗？还有，农业这个传统得不能再传统的行业似乎也是非常的没希望，但偏偏国外比如说荷兰就有银行专门侧重于做农业的金融服务。为什么会如此呢？其实道理很简单，银行信贷投向的行业政策最终要落脚在客户政策上，或者说要受客户政策的制约：在决定某笔贷款是否同意时，首先要考虑的是企业本身因素，如经营能力、财务能力、竞争能力等，其次才考虑该企业的行业分布。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因为某个企业身处某个行业，就简单地说这个企业如何好或如何不好。实践中，即使考虑企业的行业所在，也是考虑其所处行业对企业的经营能力、财务能力和竞争能力的影响，因此行业政策要纳入客户政策之中。从金融监管角度来看，监管当局对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比例监管也只有客户贷款比例的规定，并没有行业投向占比的要求。也就说是，银行在针对具体企业、具体信贷业务的决策过程中，客户政策永远是第一位的，行业政策永远是第二位的。近期，国家针对房地产、钢铁、汽车、石化等行业投资过热的情况，已经或将出台一些调整性措施，商业银行应该很好地将这些新的产业政策与自己的客户政策结合起来，立足于自己的客户政策来吸纳国家产业政策的变化。从判断客户资信的角度来看，行业性因素的权重应该区别对待，但总体上不能太高，具体权重可根据经验或统计方法予以确定并不断完善。三、商业银行制定信贷投向的行业政策时应考虑的主要因素1.产业政策本质上是宏观调控政策和总量政策如前所述，国家产业政策是一项宏观调控政策，因此它对银行的影响主要不是直接由某个具体的企业体现出来，而是通过处于某一行业的客户群体体现出来的。这就是说，银行信贷投向的行业政策也是银行的一项“宏观政策”，即服务于银行总体经营目标和风险控制要求。从总体上调控对某个行业的信贷投入总量，这应该是银行信贷投向行业政策的主要方面。当然，考虑行业因素对于评判具体客户也是有其作用的，但它不应该成为行业政策的重点，或者说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如果主次不分甚至主次出现颠倒，实践中就很容易出现新的矛盾和问题。下面的分析就集中在行业政策作为一项“宏观政策”的层面。从房地产信贷投入问题来讲，当前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之间的矛盾，同样存在于商业银行的上级机构与下级机构之间，或者说总分行之间、分支行之间。这一矛盾主要体现为下一级机构基于自身业务发展的需要而往往主张增加投入，而上一级机构则着眼于总体风险（中央银行更是着眼于金融系统的风险）控制而要求加以控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呢？从表面上看，主要是央行和商业银行、总行和分行、分行和支行的直接目标不完全一样，而实质上则是对行业政策性质认识上存在矛盾。基层支行往往忽视行业政策的“宏观调控”性质，过分强调将其纳入客户政策（实际的说法是“只要客户好”或者“在风险可控情况下”）；从分行来讲，虽然大家已意识到行业政策的“宏观政策”性质，但对其赖以存在基础没有一个有说服力的证明或逻辑，具体政策的基础不够坚实。比如，为什么房产地信贷占比在15%左右就合理，达到20%就不合理？由于理由不能让人信服，因此基层机构还是不能充分理解行业政策的本质，可以预见在执行过程中肯定会有很多的冲突出现。当然，导致冲突的责任并不在基层机构，而应当改进商业银行现行的行业政策管理机制。银行应该怎样从“宏观政策”的角度来制定行业政策呢？所谓宏观政策，从本质上讲就是总量政策，即银行在某一行业的信贷投入总量如何。因此，研究信贷投向的行业政策，就是研究银行根据什么因素来决定对某一行业的投入总量；依据确定了，具体的总量数据自然而然也就确定了。那么，依据是什么呢？根本的因素有两个：其一是行业本身的因素；其二是银行自身的因素。两个因素必须有机结合，才能制定出比较科学合理的行业政策。2.行业因素对决定总量的影响（即选择行业的标准或依据）为什么要从行业本身来判断呢？所谓行业，其实就是某些相互关联或者用途类似的一群产品的类别总称。市场需求是不断变化的，具体产品之间具有替代效应，具体产品都有生命周期。因此，在行业分析时用得最多的一个理论就是生命周期理论，其基�Ŷ���չ本观点为：行业就像人一样具有投入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亡期等几个阶段。至于行业所处的周期，则需要通过一整套指标来衡量和判断，包括财务、技术、需求指标以及各种主观性很强的指标，如景气指标、先行指数等。在此基础上，银行从行业本身来考虑行业政策主要出于以下三个目的，这三点归结起来就是“获得成长性行业的好处、规避某一行业的系统性风险”。一是以行业的成长支持银行业务的可持续发展。道理很简单，成长性的行业更可能支持企业的成长，企业成长了就意味着银行业务的持续成长有了保障。对银行来讲，主观上当然不会选择处于衰退阶段的行业，而是力求在行业上升阶段或成熟阶段介入。但是，能否真正在成长时进入、衰退前退出，这主要取决于银行对具体行业生命周期的判断是否正确。二是通过处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行业组合来确保银行收益的稳步增长。虽然我们主观上都希望抓住企业的成长和成熟期阶段拓展业务，实际并不总是如此。因此，我们希望支持银行收入来源的行业不断有更新，以便不断有成长性行业进入，同时弥补衰退期行业的收入下降，从而使总体收入保持稳步增长。三是通过行业组合来分散过度集中于某一行业可能带来的风险。集中度风险涵盖的范围很大，包括企业所有制分布、地域分布、行业分布等的集中度。近期，上海的房地产开发商出现了一些问题，涉及贷款金额不小；如果这些贷款都由一家银行提供，这家银行现在就非破产不可，幸好并非如此。行业分布也是如此，通过适当组合就可以避免在某一具体行业信贷投入过度集中可能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全行业不景气）。这也正是银行对某个行业的信贷投入规定一个比例的原因。3.银行因素对总量的影响（即银行自身资源的约束）然而，我们又应该如何从银行本身的因素来判断行业问题呢？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银行能够做些什么。是不是只要好的行业，银行都要进去做、都能够去做呢？这也就是所选行业的可控性问题。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对整个行业的影响能力，即在该行业的社会信贷总规模中占有多大的比例，是否只是零星的参 与、根本不具有发言权，还是在行业中达到一言九鼎、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可控性不是这里要分析的重点。二是银行的资源能否适应对该行业介入的需要。银行的资源不仅包括资金实力，即最大限度能够投入多少；也包括我们的人力资源、业务产品等能否适应该行业的需要，是否具备这方面的专业人才。银行现在就碰到这样的问题，比如强调要加大对石化、IT等行业的投入，但真正有多少人能够深入了解这个方面的情况？如果要聘请外面的专家，银行支付的成本是否合算？如果没有这方面的实力硬要去做，结果很可能与我们的初衷大相径庭。因此，在银行的行业政策中，除了需要增强对行业生命周期判断把握的能力外，还迫切需要对银行自身能力（包括资金、人才、产品、人际关系等）的评估，以免提出自己不能达到的目标。现在无论是行业选择也好，还是新产品开发也罢，大多数时候都只考虑如何进入，而很少考虑是否能够胜任，似乎大家的资源是无限的，我们的能力也是无限的；事实证明并非如此。行业政策中考虑银行自身因素，就是要求银行在自己能够做到的范围内去做。由于各行拥有的资源不同，成本-收益约束各异，同样的行业有的银行可以做好，但其他银行不见得能够做好。“做自己能够做的事、赚自己可以赚的钱”，应该是银行信贷投向行业政策的基本原则。这一点显然还远未做到，目前制定行业政策时的一个套路就是：某个行业的发展现状及趋势怎样，银行对该行业的投入现状如何，银行今后业务规模的扩张情况如何，最后简单地推导出一个比例。而其中最核心的风险-收益约束对这个总量或比例的影响则基本没有一个量化的逻辑。这是相当危险的。四、商业银行怎样进行信贷投向的行业组合前面主要分析������了银行考虑行业组合时的两大类因素，本部分将分析如何具体落实这两个方面的要求，也就是说如何进行行业政策管理。从管理的角度看，一个完整的信贷投向行业政策，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行业选择标准及某些具体行业的成熟度判断；二是行业投入总量的确定依据及某个行业的具体投入总量。二者各有侧重，但相互联系，如上升阶段多投一些，下降阶段则要压缩等。1.如何选择行业组合中的具体行业构成首先来分析选择拟进入行业的依据。这主要侧重于行业本身来考虑。具体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如何确保在成长阶段、成熟阶段介入（包括在衰亡期阶段的退出）；二是如何选择具体企业。以房地产行业为例，目前我们对该行业的第二个层面制定了一些政策，明确了什么样的客户、什么样的房地产类型可以进入或禁止进入，但对于第一层面的指导则缺乏数据说法。也就是说，我们对房地产行业本身缺乏银行业自身的判断标准。特别是对于该行业的风险水平，由于各方面的目标利益函数不一而肯定会得出不同的判断。从2003年6月起，国家有关主管部门上海等10多个城市试点房地产风险预警系统，力图建立起一个行业性评价体系，这应该可以帮助银行对房地产行业作出更为准确的判断；但是，银行仍然需要建立从金融机构角度分析的预警系统，不能人云亦云，否则只能是跟风。由于专业性非常强，因此银行要对每一个行业（特别是多达900个以上的细分行业）进行深入分析并评估恐怕很困难，需要借助专业性研究机构的力量进行，或者委托评估，或者合作评估。“术业有专攻”，银行只需要对少数几个对银行至关重要的重点行业进行分析研究，而大多数的行业则要依托社会专业机构力量。需要强调的一点，就是金融业如何加强行业风险监控预警机等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问题。前面提到，除非特别重要，单一的商业银行显然不可能对大多数行业进行非常深入的了解（特别是在开始介入阶段），如果要去做则是不经济的。事实上，金融界对行业风险的监控和预警机制具有公共物品特性，有着明显的外部性，需要公共机构来提供，也就是由金融监管机构（即银监会和中央银行）来提供。这些机构有着商业银行所不具备的条件，即充分掌握整个金融界对某个行业的信贷投入信息以及整个行业资金来源结构信息。目前，金融监管机构对商业银行在这方面的服务是不够的；即使已经有了某些预测模式也是比较简单的，更重要的是这些情况被视为机密，并不对商业银行开放。如果商业银行能够事先了解这方面的情况，问题不至于发展到2003年房地产行业那样的地步。具体到房地产行业来讲，通过监控和预警机制，商业银行可以了解行业发展的成熟度或阶段特性，能够了解什么时候、哪类开发商或个人、在哪个环节可以介入。这种服务是一般的行业研究机构无法提供的，必须由金融监管机构提供，由此也可以实现监管当局寓监管于服务、使监管关口前移的目的。当然，金融监管机构建立监控和预警机构的行业也是非常有限的，不可能面面俱到。不过，像房地产行业应该是其中的重点。至于是否需要投入、具体投入多少，则需要进一步分析银行的自身因素。2.银行的风险-收益约束条件如何发挥作用没有数量就没有政策，总量控制是信贷投向行业政策的核心，总量的多少将决定客户选择标准的宽严。这里也有两层意思：一是投入总量（可以是绝对规模，也可以是相对占比）多少；二是如何有效管理总量的使用。当前，对于房地产行业投入的总量是多少，银行大体都有一个比例，但背后的依据却不清楚、理由也不充分，只能看同业平均水平，包括人民银行也是如此。从道理上讲，判断总量有两个依据：一是银行希望从某个或某几个行业中获得多少收益（即合理的银行收益行业来源结构，以便使收入稳步增长）；二是银行在该行业中能够承受的损失是多少。前者主要受经营目标的影响，包括今后一段时期对具体业务或利润目标的预期，包括规模、增速以及波动性等。后者则更多的是风险管理的内容，包括一段时期内银行能够承受的风险总量是多大，其中允许有多少是由行业因素造成的，即分配的行业风险总量是多大。如果直接以该行业的损失规模或损失率来确定，则需要明确损失规模或比率，其基础就是要掌握该行业的违约率和损失率，国内商业银行在这方面还很落后，我们手中既无历史数据，也无数量模型。损失规模或损失率又受制于什么呢？这就需要我们从整个银行或分行的角度来考虑，看看银行能够承受的总体风险程度是什么，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出某一行业的风险总量。如果继续追问下去，决定银行风险总量的最终约束主要有两个：一是巴塞尔资本协议规定的最低资本充足率8%，达不到这一标准则金融监管部门不会答应，也将制约银行业务规模的扩张；二是股东对收益或收益率的要求，这也是在上述约束下银行能够承担风险程度的决定性因素，达不到这个要求股东大会很难通过，也很难吸引投资者买你的股票，也就无法从资本市场获得筹资。从这个角度讲，由于我们缺乏对上一层的量化，下一层量化指标的确定也就缺乏相应的依据或约束（正面来讲，就是只有“大处着眼”确定了，才能保证“小处着手”的合理性），也就不能说明在房地产行业中投入占比是18%合理还是20%合理。事实上，行业组合政策只是商业银行进行风险管理的一个手段和制度安排，它的某个数量规定不能自我证明合理性，必须由上一层面的风险-收益约束来解决。由于各银行的经营目标不同，风险管理能力不同，资产负债结构不同，因此即使是处于同一个城市，银行对房地产行业的信贷投入占比也不可能完全一样。盯住同业平均水平，操作起来虽然简单，但是否真正符合自己的成本－收益曲线呢？显然不可能完全符合。五、商业银行信贷投向产业政策的管理问题前面所讲的是实质性的内容，是产业政策的核心。但是，经济发展是动态的，产业、行业时刻在发生变化，银行自身的情况也一直在变，某个确定的总量限制并非永远适用。如何将这些变化及时、准确地纳入到商业银行的产业政策中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缺乏一个动态的管理机制，再好的产业政策、行业政策都将走向自己的反面，不利于商业银行的发展。这虽然是一个程序性问题，但对保证实质性内容的有效性必不可少，从管理的角度来讲甚至比某个具体的总量政策还要重要。初步归纳起来，商业银行信贷投向的行业政策管理，至少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明确组织机构和人员，以明确相应职责。信贷投向的行业政策必须由专门的授信部门负责统一管理，银行内部设置的行业研究机构只是负责制定政策时某些重点行业的深度研究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银行要指定专门人员负责该项工作，并明确规定这些人员必须做些什么、如何去做工作，从哪些权威渠道获得数据等。同时，银行还要明确专职人员的报告渠道、工作成果（如季度报告等）的体现等。2.明确对哪些内容的变动进行监控。动态管理必须明确哪些变化应该受到监控，包括行业景气度、行业盈亏、行业内企业排名的变化、行业平均资产负债率或财务比率、产业其他主要指标、产业发展速度指标等，对比银行的目标企业在该行业中的地位及差异等。此外，还要对国家相关产业政策的变化及其影响进行及时跟踪和评估。3.如何将变化纳入到产业政策中来。首先要确定行业变化的档次管理，将行业变化量化为几个等级，规定不同的等级有不同的应对措施，超过幅度时应该如何处理等。从应对的结果来看，可以设这几个等级：仅仅是在全行发布营销警示或指导意见、对贷款审查机构提出授信警示、调整信贷投放的规模控制、采取其他紧急措施（如临时停止对某行业的放贷等）。4.明确行业组织政策调整的程序。应该明确行业政策按照什么样的程度来进行调整，多长时间调整一次。比如，对一般情况要按季进行监测并提交监测报告，并提出调整建议；重大情况及时上报并调整；每年对不同行业的投放规模进行一次检查，并做出调整意见。调整程序还需要明确从最初的调整建议到完成调整的整个过程的环节、机构及相关职责。5.对行业投放规模采取联网实时监控管理。确定某个行业的投入规模或比例后，实时掌握和控制行业授信余额是至关重要的一环。这样才能确保总量控制政策的落实。因此，必须做到实时联网余额控制。对于额度的使用，先要明确客户标准，坚持宁缺勿滥的原则；对符合客户标准的需求，根据先来后到原则予以分配；对于异常情况，则规定特别处理程序。6.完善行业政策管理的工具和手段。没有主动退出的渠道，就不会有完善的行业政策管理。对于进入问题，目前主要是通过审批这一环节来控制；对于退出问题，目前商业银行虽然有所谓的风险预警，但更主要的是被动进行，缺乏主动退出的工具。对此，要积极探索市场化的退出管理手段。从长远来看，应该通过资产证券化、衍生化等结构性工具来实现退出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