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福东谈历史如何“从容”？

打捞这些历史碎片，将它们按照后见之明进行重新组合，以为当下殷鉴，一直是史学界乐此不疲的案头事业。刚刚创刊的Mook《东方历史评论》，也选择将“重返1913”作为他们的封面特别策划，主题聚焦在“共和为什么失败”上。　　这个专题的开篇题为《共和为什么要失败》，它的结尾这样说：一百年前的1913年，是足以改变近代中国，完成新创共和国的一年，但恰在这一年，所��ѵ�γ�有正面的力量，全部被历史甩出了。中国历史走向了另一条道路。距离宋教仁的遇刺已经一个世纪，而我们很难说，我们对于“共和”的理解加深了，而它的困境与挑战，似乎丝毫没有减弱。　　在进行1913年的书写时，这些作者很明显更多带入了现时的观点，而没有还原彼时复杂具体的语境，重要细节是缺失的——譬如，在宋案的争议过程中，黄兴曾被指控策划在北京的炸弹暗杀，而二次革命起事时，所谓的“仁义之师”并不深得民心。我发现，很多近代史学者即便撰述个案时，也缺乏足够的细节叙事，仍是千人一面宏大叙事的通史风格。　　当然，《东方历史评论》创刊号的很多文章是具有美感的。他们强调文本的审美。如果将《东方历史评论》看做一本历史版的《读书》，它无疑摆脱了后者的晦涩痼疾。更多的时候，可能是“评论”的定位篡夺了“叙事”的空间。而困境在于������ѵ，一个评论性刊物，如何祛除影射现实的“功利主义”视角？《东方历史评论》在做这样的努力，它的努力结果也显示出这一结果的达成需要更长������时段的努力。　　我基本上相信，一份刊物总要有立场的，一份“历史的、批评的、审美的”杂志，想要将立场不受当下的功利氛围所侵扰，就像拔着自己头发想要离开地面一样难。　　历史可以再“从容”一点吗？就好像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杰弗里·D·萨克斯在那篇《政府、地理与经济增长》中的举重若轻，作者字里行间展现出的智力优越，让那些沿袭政治正确方法论的学者，失败得一塌糊涂。是什么遮蔽了那些简单化认为经济发展只和民主与否相关的学者的眼睛，对汗牛充栋的反例视而不见？我们在审视历史时，是否会有类似的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