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人达人之道

自立立人，自达达人 在一个大团体中，如果仅靠一二个“英雄”，那么事业就难以持久。因为个人英雄主义不适合于社会化程度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实际上，中国的老祖宗就很讲究“和合”、“谐和”之道。儒家的创始人还提出立人达人之道。 曾国藩对孔子孟子的“自立立人、自达达人”之道尤为推崇，把是否施于人的问题当做识量大小的高度来认识，他认为，孔子所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所云：“取人为善，与人为善。”皆恕也，仁也。知此则识大量大，不知此则识小量小。 他认为：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曾国藩把这种信念用在自己的事业中，就是功不己居，名不己出。在军营里，每每听到曾国藩谈到收复安庆������ѯ的事，他总是归功于胡林翼的筹谋划策，多隆阿的艰苦战斗；谈到后来攻下金陵，则又归功于各位将领，而没有一句话提及他自己以及他的弟弟曾国荃。谈到僧格林沁进攻捻军的时候，赞扬他能吃苦耐劳，说自己比不上他的十分之一二；谈到李鸿章、左宗棠，称他们是一代名流，不是说自愧不如，就是说谋略莫及，这往往从他的奏折和信函中表现出来。 同时，曾国藩自己升迁，也荐举幕僚和下属升迁。曾国藩一生荐举人才甚多，其中很大一部分属于他的幕僚和下属。现已查明的曾国藩幕僚有400余人，其中绝大多数人受过他的保举。可以说，凡为其幕僚者几乎人人都有顶戴，即使不是实缺官员，也有候补、候选、记名之类名堂，无此资格者反倒为数极少，成为凤毛麟角。而获得实任者，更是直接间接地借助于曾国藩的荐举之力，幕僚中26名督抚、堂官，50名三品以上大员，以及难以数计的道、府、州、县官员，多受过曾国藩的保举，有的甚至一保再保，不只一次。他们所以得任现有最高官职，有的系他人奏保，有的是曾国藩死后循资升迁，有的则完全出自曾国藩的推荐。至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曾国藩去世时，其幕僚官至三品者已达22人，其中总督4人，巡抚7人，至于道府州县则难以统计。所以欧阳夫人曾有一句戏语说“我胯下出来的都是将军”。是说甚至在曾家当过差的下人也都发达成了材。试以艰危，责以实效 曾国藩在长期的用人实践中，总结出一整套切实可行，屡试不爽的“要义”与“要则”来。在这些要义、要则中，有一条即是“试以艰危，责以实效”。试以艰危有二重含义：一是把他放在艰难而又十分危急的环境中加以考验，看他是否是胆小鬼、怯生虫。他说：经历艰危者可以委以重任。二是人才本人在艰危中脱颖而出，能够处理危急而艰难的事变，这种人也是“缓急可恃”，可以倚任的人才。责以实效即做事踏实肯干，工作业绩突出，能够胜任繁巨之任。咸丰末年，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他接连向朝廷举荐人才。其中举荐胡大任、厉云官二人，即充分体现了他用人上“试以艰危、责以实效”的要义。他上给清廷的奏疏说： 我认为求才必须放在艰险危难中考验，用人应当注重实效。 湖北军务办得好，无论兵事、饷事都在于用人得当。而要想在凋敝残破的地区得到人才，尤其不是那么简单的。现查明有四品卿衔礼部员外郎胡大任，在咸丰三年奉旨回老家帮办团练。咸丰四年闰七月，臣国藩率领军队进入湖北，委办粮草转运，接济军饷。 当胡林翼于咸丰五年正月由九江援助湖北时，胡大任办理厘金，奋勉出力；后来又委托他办理荆、沙牙帖厘金，共计筹集钱赋50 余万串。以后又筹集银两达万钱，由此军饷得以接济。尤为可贵的是，咸丰四年、五年乱贼屡屡犯上作乱，全省上下一片糜烂，当烽烟四起之时，豪绅居住在湖北大多迁徙殆尽。而独胡大任能在万难艰险之际，奋不顾身，经营筹划。不但稳固了军心，还激发了士气，大概他沉着刚毅果断坚决，力挽狂澜，才能任艰难临危而不变，历险阻矢志而不渝。以后必可重用。该员前不久已奏请简放，现正在楚境肃清残贼，敬请圣上能否以四品京堂记名，遇有用人之际，让他施展才华。 又有湖南、湖北盐运使厉云官，咸丰三年、四年两年，臣国藩委托他办理发审及粮台事务。咸丰五年十月，官文、胡林翼奏请留在湖北省总理水陆各军的粮台。该员办事勤慎廉明，每月的军饷三十余万两，出入校对稽查，一丝不苟，加上采办制造之事，昼夜辛勤工作。自从留在湖北以来，五年如一日。现在大军向东挺进，兵分则事情就越纷繁，粮饷多则责任就越重大，必须任用一个精于办理军饷的官员，就在本省附近筹划开支，方能使粮饷军火四方接应不断。在这湖北征伐安徽正当吃紧之际，敬请圣上恩准，将厉云官交军机处记名，遇到有道员缺空，加以任用。要是能让他马上开展工作，更有裨益于军务。清廷见曾国藩说的有理有据，立即“钦准”。待属员不可太谦 经过10余年的风风雨雨，曾国藩的性格有了很大改变，尤其是经过家居反省，他出山后以圆通处世，但对待下属，他仍认为严比宽效果好，如果上下过份亲密，一遇大事，下属以上官为倚恃，而抛弃公家应尽之义，这就会妨碍成大事。 咸丰十年(1860)八月，曾国藩的心腹幕僚李元度即将挂印出征，行前，曾国藩谆谆教诲，说 “文人好为大言，毫无实用，不得与此类人接近”。又说：��ʦ����“对待属员不可太谦，恐启宠而纳侮也。”虽然彻夜与李元度谈了几次，但曾国藩仍不放心。十四日，李元度赴徽州，曾国藩与之约法五章： 第一是戒浮，谓不用文人之好大言者。曾国藩一直认为，文人心多委曲，不像武将直来直去，同时，文士多读书之辈，自以为胸中有点墨，遂认为天下事很容易，因此常放言高论，但多不切实际。曾国藩认为李元度本身也有文人的毛病，如果他重用这类文人，极易坏事，故第一戒就是不要用好大言的文人。 第二是戒过谦，启宠纳侮也。李元度这个人平时对自己约束比较严格，对别人的过失也能宽恕，这本是从曾国藩身上学到的一种“美德”。但曾国藩反过来认为，这不是好事，因为行军打仗不同于平时与人相处，打仗必有胜负，如果不能让下属有畏惧感，就会关键时刻号令不通，因此必败无疑。 第三是戒滥，谓银钱、保举宜有限制也。李元度跟随曾国藩多年，从没有单独当一面，久屈下位者，一旦权令在手，往往忘乎所以。曾国藩知道李元度平时交往较多，也意气用事，他认为这也足以妨碍成功。因此嘱其不宜过多保举，不要滥花钱。 第四是戒反复，谓次青好朝令夕改也。 第五是戒私，谓用人当为官择人。不为人择官也。李元度长期跟随曾国藩左右，是曾国藩一手提拔起来的属下。 咸丰七年(1857)曾国藩被削除兵权后，在籍守制。闲居家乡，感怀故旧，便写信给李元度说： 鄙人皆有三不忘焉。下当靖港败后，宛转护持，入则欢����愉相对，出则雪涕鸣愤。一不忘也。九江败后，特立一军。初志专在护卫水师，保全根本。二不忘也。樟树镇败后，鄙人部下别无陆军，赖台端支持东路，隐然巨镇，力撑绝续之交，以待楚援之至。三不忘也。生也有涯知也无涯，此三不忘者，鄙人盖有无涯之感，不随有生以俱尽。 又在《复李次青太夫人书》中指天誓日，不忘李元度长期相随，历尽艰险，维护曾国藩与湘军的恩德与苦心。信的结尾说：“闻次青有两儿，不知有女几人，或平辈，或晚辈，有相当者可缔姻而申永好，以明不敢负义之心。” 在家信中曾国藩还说： 次青是个很难得的人才，带兵打仗虽然不是长处，但百折不挠。他在我这里，更是肝胆相照，使我非常感动。我在外面这几年，非常惭愧，没能很好的报答他。去年腊月我派韩升到李家探望，送了些礼物。又与次青定下婚姻之约，以表示永远友好。眼下两家儿女没有年龄适合的。将来他或者能有男孩，弟的次女、三女可与他订婚，我在信中已经答应。你在吉安，希望常常与他通信。派专人往返，十多天就可回来。只要次青能生还与我相见，那同甘共患难的这些人中，就不至于留下莫大的愧疚和遗憾了。他的长处是精力坚强，聪明过人；缺点是举止轻佻，言语伤人，恐怕咏公也不可能十分看重他。 李元度以道员奔赴浙江后，曾国藩千叮咛，万嘱咐，唯恐这位老部属出了差错。可李元度命运不济，在徽州一战中大败而归。曾国藩对其不遵约束，致败军谋，深表气愤，遂重劾不饶。后在众人救护下，李元度才免于发配边远充军之苦役。